摘要: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照相业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照相馆与权贵之间利用和反利用的历史。权贵们凭借照相馆鲜活影像的塑造和传播,大大提升了在政坛或社会生活中的威望和影响,那些充满时代特色的音容笑貌,更是一次次风云变幻的社会映照。一批批权贵影像的示范效应,带动了照相业一步步向前发展,之后更多的普通民众走入照相馆,更多的社会生活有了影像的记录,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照相馆时代。

在那个时代,摄影是“术”,而非“艺术”,同时也构成了一种图像社会史。

中国第一个拍摄照片的权臣应当是大清朝的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耆英。1844 年,耆英在澳门与法国使臣拉萼尼谈判签约时,法国使团中的贸易代表于勒·埃及尔为耆英拍摄了银版肖像,耆英根据西方礼仪,把自己的“小照”分赠给外国官员,这也应当是中国权贵的肖像首次在中西交往中的外交应用。

耀华醇亲王载沣在上海

晚清著名学者王韬,在清咸丰九年(1859 年)3月13日《蘅华馆日记》中,描述了罗元佑在上海开设照相馆一事,那时的照相馆,已经知道利用权贵的肖像为自己装点门面:“晨同小异、壬叔、若汀入城。往栖云馆,观画影。见桂、花二星使之像皆在焉。”这里所说的桂、花二星使,系指清咸丰八年(1858 年)十月,与英法两国签订《天津条约》的清朝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二人。可见,从19 世纪50 年代开始,不但照相馆开始为清廷大臣拍摄肖像,并且权贵的照片已被照相馆作为商品广告陈列了。并且,很多照相馆也把销售权贵的照片作为自己照相馆扩大影响力,甚至营业收入的一种重要方式。作者收藏了一张上海苏三兴照相馆印制的李鸿章的肖像,这张肖像,本是1870—1872 年间,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逊拍摄,最后不知何因,变成了苏三兴堂而皇之的商品,可见照相馆对权贵影像追逐的迫切。

说起照相馆和晚清权贵广泛而深入的交往,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时泰照相馆。1870 年前后,广东人梁时泰首先在香港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时泰照相馆。可能因为香港照相业的激烈竞争,1876 年,梁时泰北上,来到上海谋求更好的发展。在1876 年5 月29 日《申报》刊登的广告中,除了提到自己“向设香港已历多年,得西人秘授,尽斯业之精微,巧照石片、牙片、绢片,而情景逼真,诚丹青描摹之捷法也”之外,梁时泰还特别提到“倘蒙官商赐顾,价目格外公道”,梁时泰看中的“官商”界之中的“官”,确实不同于一般照相馆专门强调的商界、学界、工界,以及命妇、封君、名媛、淑女等顾客群,正是因为与官界大佬的良好关系,时泰照相馆在中国早期摄影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北京容丰-格格肖像

梁时泰成功拍摄李鸿章和格兰特的肖像,是时泰照相馆打开晚清权贵之门的第一步。1879 年,携妻周游世界的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来到中国访问,先到香港、上海,后来到天津,再上北京,返程时再访天津。格兰特的天津之行,是访问中国的重头戏,因为晚清重臣、时任直隶总督并兼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准备与格兰特多次会面。为了迎接格兰特的来访,直隶总督府在各个方面都做好了准备,对通晓洋务的李中堂来说,照相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可能正是因为时泰照相馆在上海滩迅速建立起的声望,引起了直隶总督府的注意,邀梁时泰来到天津,准备拍摄格兰特在天津的活动。

1879 年5 月17 日(光绪五年岁次乙卯暮春闰三月念七日),梁时泰在李鸿章衙署西花厅,利用李鸿章的“下澣”假期,为李鸿章拍摄了一张单人肖像,可以说,这是为拍摄李鸿章与格兰特会晤进行的预热,这张肖像也是中国摄影师为李鸿章拍摄的最早的肖像,日后也成了李鸿章肖像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被李鸿章当作赠品,广泛应用在国内外官场或外交界。

上海苏三兴-李鸿章

梁时泰也颇具广告意识,在这幅印制多张并广泛销售的照片上,他还写上至少两种不同的款识,交代拍摄时间、地点,并署上自己的名字。但是照片上的时间‘光绪四年’应当为误记,因为己卯年和闰三月都在光绪五年,即1879 年。1879 年5 月27 日,格兰特从上海到达天津。在天津,梁时泰至少两次为李鸿章和格兰特拍摄了合影。一次是在李鸿章的天津官邸,在欢迎格兰特招待会结束后,“二人坐下合影,李鸿章大人以此照纪念格兰特将军到访。”第二次是在天津“河北吴楚公所”,李鸿章为格兰特来访举办的正式午宴上,“进餐时,摄影师也为我们拍摄了照片。总督与将军大人还在小茶桌左右合影留念,将军一侧有一欧洲人站立,总督一侧也有中方随从陪同。”关于这次午宴时梁时泰的摄影,当时《申报》报道中也有提及:“谈毕,主宾各尽欢而散,即在庭中拍印小像,总统与爵相并坐中西,各员环列左右。奏技者姓梁名科。拍印既成,就升炮送客。”这里面还透露出“奏技者”,即摄影师的一个重要信息,梁时泰名科,时泰应当是他的字。

2014 年EBAY 上拍卖过一张李鸿章和格兰特的合影照片,照片背面贴有上海时泰照相馆的商标签即“在上海洋四马路”,可见照片是在上海时泰照相馆印制的。同样在2014 年11 月25 日,美国斯旺拍卖行(Swann Auction Galleries)也曾拍卖同样一张李鸿章和格兰特的合影(Lot54),上面有梁时泰在底片上的手书:上海,1879。所以,由此判断,1879 年时,梁时泰的天津照相馆似乎还没有正式建立。不过,这次为李鸿章和格兰特的成功拍摄,让梁时泰意识到了自己在天津发展的巨大优势和潜力,很快,他的经营重心迅速北移,在天津建立起了梁时泰照相馆。为李鸿章和格兰特拍摄的肖像,不仅成为天津梁时泰照相馆重要的销售商品,也成为梁时泰照相水平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

七年之后,梁时泰在天津又有了一次和更高层权势人物结交的机会。光绪十二年四月(1886 年5 月),主持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奕譞奉慈禧太后懿旨,巡视天津、大沽及旅顺、烟台等处的北洋海防。在天津,已和直隶总督府建立良好关系的梁时泰,又得到举荐,多日跟随醇亲王的视察,从不同角度拍摄了北洋舰队的建制、规模、官兵等情况的照片,并多次给醇亲王奕譞近距离拍照:“先是到水师营务处时,曾饬照相人梁时泰照相一次。至上快马,船经新关并招商局,顾问善军宪一切地方情形,军宪一一回明,又照相一次。遂开至大沽换海晏船赴旅顺矣。” 醇亲王视察成功完成后,在从天津返回北京前,“奉王札谕……赏照相粤人梁时泰等银四百两”,当时,醇亲王“每兵赏银四两”,而给梁时泰等人的赏赐达每个兵丁百倍之多,可见,醇亲王对这次拍摄的满意和重视。

同生-徐世昌

也正是因为此次结识醇亲王,天津梁时泰照相馆销售的照片中又添加了重量级的内容,而梁时泰也从此和京城权贵建立了直接的关系。同年,梁时泰应邀进京,为醇亲王及其家人、醇亲王的府邸拍摄了大量照片。这些照片不仅成为“宫廷认可的官方记录”,还曾被“寓杏花邨”的天津“梁时泰照像馆”,制作成“私人发行”的像册,作为特别贵重的礼品由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赠送给外国贵宾。这次拍摄的醇亲王的生活照,也被梁时泰大量印制,当作商品销售,使得普通民众得以窥见重门深锁的王府生活。

另一家为李中堂拍摄大量肖像的照相馆就是上海的光绘楼照相。1890 年8 月20 日,光绘楼在上海四马路东首开张,“房宇宽敞,铺置雅丽,所照人物、山水、房屋、内外,均有专镜,且用药料、裱纸均系西国极品,而金水、银水尤为加重,故能耐久不退,与众不同。” 1896 年春,头顶“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等虚职的李鸿章在访问欧美之前,停留上海半月左右,听说光绘楼“摄影精妙”,因此“令至行辕影照__合家欢、对坐、独立、放大,诸相均能须眉毕现,丰采如生。”李鸿章与兄长李瀚章家族合影、李鸿章多幅家人合影,即为光绘楼所拍摄,这些照片,成为李鸿章出访中重要的外交礼品。

上海耀华照相馆是20 世纪初期上海照相业的“四大天王”之一,名人效应也是老板施德之尤其看重的广告理念。其在1903 年《申报》广告中,反复提及“凡各国王子、官绅、统兵大帅之光顾者,皆有赏宝。”此前,1901 年醇亲王载沣赴德“谢罪”之前和回国后,都曾经停上海,1902 年,镇国公载振代表清廷赴英国参加爱德华七世加冕礼之前,也曾在上海停留,耀华照相馆都被委托“照大、小各像,极蒙称赞,推为海上巨擘。”施德之也在《申报》刊登广告,宣称:“与别家照像判若天渊,辱承奖饰,益求精研”。从这条广告中也不难看出,当时很多权势人物莅沪,都会有多家照相馆参与拍摄。

天津时泰-上色李鸿章

1904 年5 月15 日,耀华照相馆还在上海滩最先销售勋龄为慈禧拍摄的各种肖像:“当今皇太后御容小像,每张价洋五角,欲购者寄信上海耀华照相不误。”这些照片是为了“专赠各国公使夫人者”,经宫廷默认,各照相馆复制销售。直到6 月20 日,首开上海复印精品之先河的有正书局才开始销售“皇太后、皇后、瑾妃真照相”,比耀华照相馆晚了一个多月。

进入民国后,随着西风东渐和民智渐开,政府官员对影像在内政外交中的作用愈加看重。

1916 年8 月23 日,北京三家照相馆——太芳、容光和容生——同时“奉黎大总统命,晋府照像”。对照相业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照相技术“比武”大赛;对总统府来说,则是一次树立新任大总统形象的影像推介会。其中,太芳照相馆共拍摄黎元洪大总统“全身、半身、礼服、戎装共十七种,俱用十二寸片”,太芳照相馆深蒙黎元洪大总统“嘉奖,并蒙赐奖匾‘妙术通神’四字”,拍摄一星期后,太芳老板温章文就推出广告,开始售卖大总统照片:“容貌端严,精神奕奕,固是元首天赋,亦传真者之工良也。凡我同袍,请临敝馆瞻仰风采为盼。”同生照相馆也在广告中说,大总统肖像的“军、礼各服,俱已印就”,顾客可以自由瞻观、购买。不过,这次照相比武最大的赢家应该是容光照相馆,一是它在广告中声称“小号所照最佳,荷蒙大总统夸奖”,最重要的是接到了总统府的大额订单:“已先定一千二百

余张,足见小号工精术美,非他家所及。”

南京光华-何应钦

照相馆齐聚总统府“比武”后,北京政府的很多重大活动都可以有本地照相馆参与拍摄,并且无一例外地被照相馆公开销售。1916 年10 月10 日是袁世凯去世后的第一个“双十节”,黎元洪以共和重建之名,在南苑“大阅军操”。北京同生和容光照相馆,在10 月16 日就推出《大总统阅操相片》销售,同生照相馆“计摄得十二寸像片一百余份之多,并皆佳妙精巧异常”,除了同城可以上门购买,外地还可以“函商邮寄”。1917 年2 月,黎元洪“大总统亲临陆军大学校举行毕业式照相数种”,又被太芳照相馆大加销售。

此时的北京,总统府没有专业摄影师,也没有专门摄影的官方图片社,不仅总统、总理、执政、大帅等需要照相馆晋府照相,其他军政要员的肖像,以及重大社会活动的拍摄,都被各照相馆承担下来。朝云暮雨、风云变幻的北洋政坛,都留影在各照相馆方寸之间,成为照相馆的赚钱利器。

1928 年,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南北统一,随着迁都南京,中国“权贵”照相业的重心也随之南移。在与国民政府的合作照相馆中,南京光华照相馆当仁不让地成为照相业界的老大,据作者统计,从1929 年8 月2 日到1935 年底,仅仅在上海《申报》上,就刊登了光华照相馆拍摄的国民政府相关照片75 张,可以说,光华照相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及军政要人的“御用”照相馆。

容光-黎元洪

光华与蒋介石的渊源应当是从1927 年上海滩的“世纪婚礼”开始的。1927 年12 月1 日,“下野”的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举办婚礼,婚礼分两次进行:先在西摩路宋公馆会客厅中举行西式婚礼,后在戈登路大华饭店举行中式婚礼。大华饭店的婚礼在乐曲声中宣告完成后,蒋介石和宋美龄来到大华饭店花园摄影,由上海中华照相馆的师傅拍摄了结婚照片;晚上,返回宋宅后,再次请中华照相馆师傅“正式留影”,蒋宋二人“颇觉满意”,因为此次成功的合作,蒋宋常常照顾中华照相馆的生意,也就认识了在店里工作的钱树滋和王贵逊。后来,随着1928 年蒋介石重新执掌南京政权,钱树滋和王贵逊也离开中华照相馆,到南京单飞,在石板桥开办光华照相馆。因为和蒋宋的特殊关系,光华很快成为国民政府指定摄影的照相馆,“国军编遣实施会议开幕礼”(1929 年8月2 日)、“全国运动会开幕”(1930 年4 月1 日)、“首都欢迎凯旋大会”(1930 年10 月23 日)、“第三届中执委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开幕”(1930 年11 月13 日)等一系列重大政治社会活动的照片,都由光华拍摄,刊登在上海的《申报》上,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合影及肖像拍摄也几乎成为光华照相馆的专利。光华的知名度,以及熟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特殊背景,让照相馆的生意日益兴隆。

1937 年,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光华照相馆也跟随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照相馆就开在上清寺,离孔祥熙等人的公馆很近。光华不仅多次为蒋介石拍摄肖像,1945 年8 月底,毛泽东主席来重庆进行国共谈判,王贵逊也曾被命令用相机记录下重要的历史场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光华照相馆也跟着回迁。1946 年10 月,在蒋介石举办60 大寿之前,光华照相馆接到一笔大业务:蒋介石1943 年在重庆任国民党主席后,由光华拍摄的一张大元帅戎装照。王贵逊曾经向女儿王明回忆起这一段事情:“照片本来是黑白的,洗的时候重新上了色,而且洗了很多张,是拿卡车来运的。”这些照片运回去以后,都发到国民党的部队了。

1948 年5 月20 日,蒋介石、李宗仁在分别当选总统、副总统后,举行了就职大典。就职典礼完成后,在总统府子超楼前,光华照相馆的王贵逊和徒弟们为全体国民党党政军要员拍摄了合影,由于随后爆发“三大战役”,蒋介石在1949 年初即宣布下野,因此这一张照片实际上是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在大陆最后一次合影,也是国民党高层在南京的最后一张“全家福”。

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照相业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照相馆与权贵之间利用和反利用的历史。权贵们凭借照相馆鲜活影像的塑造和传播,大大提升了在政坛或社会生活中的威望和影响,那些充满时代特色的音容笑貌,更是一次次风云变幻的社会映照。一批批权贵影像的示范效应,带动了照相业一步步向前发展,之后更多的普通民众走入照相馆,更多的社会生活有了影像的记录,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照相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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